李英

5月，当上海的松江、闵行、南汇等区县纷纷关停和逼迁一批批高能耗、重污染和低产出的劣势企业，强调工业土地的精细开发原则时，珠三角的深圳和东莞也正以新的产业发展政策向约5万高污港企发出撤离或者进行环保治理的最后通牒。

与此同时，深圳龙岗区以龙岗天安数码新城为代表的一批新概念科技园区正裹挟着后工业时代的种种特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应声而出。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我们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时代。此际，两本书开始在欧美风行，且流转至今：1961年，美国记者简·雅各布(JaneJacobs)出版了专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旋即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40多年后，这本书仍被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1972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Calvino）发表了他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许多人对其中“连绵的城市”一节中对于“莱奥尼亚”堆积成山的城市垃圾侵食世界并最终淹没这个城市的图景记忆犹新，那一幕仿佛不是发生在昨日，而在我们正面对着的今天栩栩演变。

在学者汪丁丁眼中，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折点。在这个节点，我们从对过去的反观中得到了什么？

发生在四月的北京那场铺天盖地的“下沙”事件和凤凰中文台对内蒙民勤县水荒状况的连续报道，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以“沙尘暴”为典型特征的连串事件真确地向我们敲响“生态发展”的警钟：当新的时代来临，当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当奋起直追的中国也已高高祭起“自主创新”的大旗，当全世界在温总理的哈佛演讲中“把目光投向中国”，我们看到的不应仅仅是GDP的高速增长，更应看到人居生态环境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从工业向后工业时代的跨越中，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等成为新的动力。这意味着，在这个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和泛滥的新时代，通过高科技的力量，符号化、信息化、复制化的人为文化因素越来越压倒自然的因素，城市设计将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实表明，我们已以史为鉴，明白未来。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行动。

整体规划之下，政府在行动；区域规划之下，企业也在行动。2006年的5月，深圳龙岗天安数码新城将倾力打造后工业时代科技园的新形象，开启基于生态起点之上的集约、创新建设大幕。科学健康、开放共享、均衡发展、人文体验等，通过新经济时代孕生的龙岗天安数码新城等一批生态人文概念科技园区载体，正成为深圳对单位土地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和研发优势，推动产品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制度环境创新，催生高附加值产出的最佳行为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