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念曾

新春伊始，收到严子琪先生寄来的新作《严子琪篆刻集》。著名诗人贺敬之、书法家学仲题写书名，北大教授、文字学家郭锡良和美学家周宗岱作序，作家出版社出版，荟集近年来严先生的三百多方印作和八篇关于篆刻艺术的论文。理论与实践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既有传统功力，又有理论创新，堪称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巨著奇观。

严子琪先生是我六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曾任中文系团总支书和我们的年级主任，其为人为文，都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1963年，北大中文系的80多名新生从祖国各地来到首都北京，汇集在未名湖畔，同学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担心，生怕适应不了北大紧张的学习生活。严先生那时刚从北大毕业，高高的个子，留着一头蓬松的短发，显得十分精明强干。他带着一点湘音，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大学生活的注意事项，朴实真诚，亲切感人。

严先生的房间就在我们宿舍对面，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书架上摆满了整整齐齐的文学名著。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一幅木刻版画，一位黑人战士高举枪杆，在熊熊烈火中挺立。画的题目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当时反修防修，支援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形势相呼应。在开学不久的一期北大校刊上，我看到严先生写的一篇散文《火之歌》，文章激情洋溢，辞彩飞扬。后来又在北大学报上读到他的长篇论文《论刘白羽近年的散文创作》，颇有深度，我还作了不少读书笔记。他曾带领我们到十三陵和延庆农场劳动，干起活来总是冲锋在前。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我们做人的模范。

当时，全国学习雷锋的运动轰轰烈烈，严子琪先生组织“五四”文学社创作了朗诵诗《让青春闪光》：“穿过风啊穿过雨，父兄的旗帜多明丽；穿过雨啊穿过风，父兄的旗帜多坚定......”我们组织了100多人的集体朗诵，曾到人民大会堂演讲，在首都大专院校产生过广泛影响。后来，这首诗在《诗刊》发表，并选入《朗诵诗选》。

“文化大革命”以后，严先生调回故乡湖南，曾任长沙电力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92年晋任为教授，曾主编过三部专著，发表论文30多篇。1995年退休后，潜心篆刻艺术，他以书为师，以名家印谱为范。他学秦汉古风，得吴昌硕、齐白石之神髓，并能学古出新，逐步形成自己的印风。八年之间刻印一千多方，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两百多方，成绩卓著。

严先生对我一直十分关爱，早在北大时，我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和“五四”文学社社长，在严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毕业后，我到陕西，他到湖南，天各一方，仍常怀思念之情。记得八十年代，他曾邀我到湖南任教，并寄来照片和一首七律，我也寄给他我新出版的诗集《春天的歌》。到了九十年代，我南下深圳到新闻单位工作，和严先生失去了联系。去年，经莱英达集团郑贱德同志介绍，我又得到了严先生的电话，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陆续寄来了八篇关于篆刻的论文《篆刻审美摭谈》，材料翔实，言之有物，颇有新意，实乃篆刻审美不可多得之津梁。我将这八篇文章推荐给《天安》杂志总编辑刘鸣同志，他自去年三月至十月连续刊出，在书法篆刻界引起强烈反响，希望能结集成书。

结集出书，严先生早有此意，他托我与作家出版社联系，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又请著名诗人、原文化部贺敬之部长题写了《严子琪篆刻集》的书名，终于在去年九月得以出版付印。

去年十二月下旬，我到湖南凤凰城开会，专程去长沙拜望了严子琪先生。和我同行的还有刘鸣和深圳三九集团的周云涛先生。一进严先生家门，严先生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三十五年了！你还没变样，就是胖了点。”我拉住先生的手，不禁热泪盈眶：“严先生，你身体还好吧？”严先生把自己的书房命为“养心斋”，他继承了古代金石印家志养心的旨趣。他认为，人无志不立，志当存高远，所以他的作品多以明志、述志、励志为主题，如：“爱我中华”、“许身孺子”、“乐育英才”、“位卑未敢忘忧国”、“居安思危”等，都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壮心不已的高尚品德。

严先生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几个拿手的湖南菜，我们开怀畅饮湖南的“浏阳河”。在酒酣耳热之际，我们不禁诗兴大发，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写出一道七律来，命名为《严子琪先生养心斋欢聚感赋》：

三十五年弹指间，

魂牵梦绕忆燕园。

涛声依旧观沧海，

印谱成新铸青山。

桃李争芳酬壮志，

松竹竞秀慰华年，

北地南天长相望，

巍巍险峰共登攀！

当天为二OO三年的最后一天，预示着新的一年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