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琪

篆刻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和外化过程。人的本质力量的个性差异决定了篆刻艺术形态美的多样性，这就是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和古雅之美。

西方美学有壮美（崇高）和优美两大范畴。我国古典美学以《周易》阴阳说为哲学基础，将美分为阳刚、阴柔两大范畴。清姚鼐《惜抱轩文集》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添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偏废”。从哲学高度讲，“阳刚阴柔”比西方之“壮美”“优美”更胜一筹。当代学者将阴阳四象说引入人的个性分类，突出了人的审美能动作用，强调美的不同形态与人的个性的必然联系。

    “风格即人”，“印如其人”。戴山青先生把近代三位不同气质篆刻大师带界划的印章作了对比。吴昌硕属少阳型，他的《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一印，其界划时断时联，甚至“生于”二字同置一室，界划无明显分割空间的作用，字与字形成团拢关系。齐白石属太阳型，他的《老手齐白石》一印，视界划如虚设，除“白”字外，其余全部杀出界划，并与它字发生冲突。黄牧肖“属少”阴型，他的《长生无极》一印，则严守界划，字字安分，绝无相犯。这种对比很有意义。

阳刚之美（壮美）又有豪放和雄浑之分。齐白石的印气势纵横，险绝天成，刚劲外放，是为豪放。吴昌硕出身书香，阅历崎岖，涉猎广泛，兼收并蓄，取金文、石鼓的自然形态，冲切结合，外刚内柔，沉厚内敛，是为雄浑。他的《泰山残石楼》取法金文和汉印（其边款云：“汉王广山印，山字斜接广字，收笔取势甚古，兹拟之”。）将“泰山”二字同置一格，“泰”字大而高耸，“山”字小而略偏，状如基石，突出泰山之高。界划、边框粗细虚实一任自然。“泰”字上面一横代替边框，使之破框而出，有“刺破青天锷未残”之势。

阴柔之美（优美）也可分绮丽、典雅两路，吴让之和赵之谦是其代表。吴让之参融秦汉古印及宋元朱文，以雄健的小篆结体，充分发挥其俊美天性，刀法遒劲挺秀，凝炼流畅，多用弧度不大的曲线，并行而下，宛若飞瀑流泉，留于流动之美。《观海者难为水》是其代表之作，柔美而绮丽。稍后的赵之谦亦远追秦汉，近及宋元，兼学浙、皖两派，金文、瓦当、权诏、钱币、镜铭都拿来入印，线条沉稳，全在疏密、角度上下功夫。作白文印常将部分线条紧靠，留出大块朱地，朱白对比，虚实相生，意境清新，静穆稳俊。《陆怀庐主》是其白文印的代表之作，柔美而典雅。

周宗岱先生在《美辨》一书中，将以上四位大师和京剧的四位名角作了有趣类比：“吴昌硕似周信芳的老生，齐白生便似袁世海的架子花脸，吴让之似梅派青衣，赵之谦当以叶盛兰的翎子小生比之”，十分精当。

在阳刚、阴柔之外，还有一种被王国维称之为古雅之美的。中国历代文人“信而好古”，“不薄今人爱古人”，有一种“好古”、“返朴归真”的审美心理定势。因此 ，篆刻艺术的大多数作品都具古雅之美。王国维认为，阳刚、阴柔之美是自然中存在的，每个人生而能感受的，普遍的，必然的；而古雅之美的素质则是后天的，社会的，通过学养而可以获得的。因篆刻家的个性气质、所用材料、工具及形制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难得到阳刚、阴柔的审美效果，而比较容易获得古雅之美。

古雅之美，也可分质朴、优美两类。明清以来，浙派创始人丁敬高标秦汉朴拙古风，扭转宋元工巧积习，深得古雅之精神，创造了质朴古雅之美。师承他的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被称为“西泠八家”。而稍后的黄士陵则是古雅而优美的典型，他成为黟山派的创始人。黄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后得商周金文及秦汉古雅之意，用刀挺秀，光洁锐利，追求印玺中正和平面目，朱白文印均不破边框，静中见动，貌似板滞，大巧若拙，以其学识和功力创造了古雅而优美的艺术风格。《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一印，可作为他的白文印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