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千声万声唤父母，千声万声唤不回！逝者已经逝去，活者还要前行
任正非

　　母亲溘然长逝
　　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母亲。我想，快要到来的春节我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去过，全家在一起好好地聊一聊，痛痛快快地聊一聊。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母亲，我这一生还真没有好好地陪过她呢。
　　但没想到我的心愿终成泡影。
　　1月8日我随胡锦涛副主席圆满结束对某国的访问，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我母亲当天上午１０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身在异国他乡，这个消息真使人心急如焚。
　　母亲已经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被撞坏了，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械维持，比我想像的情况还要严重。母亲被车撞时，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装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车祸发生。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她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在国外时没有给母亲打一个电话。以前每次出差时给母亲打电话，她都会在电话里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得了糖尿病的人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心脏又不好！”我想当地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母亲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春节时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这成了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后，母亲溘然长逝。
　　父母的一生
　　我的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是一个乡村教育家。我的母亲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年轻时在北京上大学，也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祖父母相继病逝，父亲在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时不得不辍学回了浙江老家。时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国民党兵工厂作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先是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进步书籍；又组织了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有几十人从这个读书会中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邀请父亲参与。
　　父亲在兵工厂的这段历史，使他在“文革”中倍受磨难。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又没有联系，这在一部分人眼里存在着疑点。在那种时期，如何解释得清！那些人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父亲为此受尽了折磨。现在想想，一个乡间中学的教师，即使真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又会对国家安全有多大影响？即使有问题也应是改造他，而不是折磨他。母亲那时既要陪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是和煤球、买菜、做饭、洗衣为伍；还要自修文化（母亲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母亲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各种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并取得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因此，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无比忠诚地向党交心，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他们的档案。几个同学看了我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父母都是追随革命的，他们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历史可鉴。父亲终于在１９５８年共产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时入了党。
　　我的青少年时代
　　对于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与父母在一起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今天想起来，许多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困难一天天在增加。每个学期我们兄妹每人都要交两三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很发愁。我经常看到母亲每到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借到。我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回家向母亲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母亲拿不出。我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床被子，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他们都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肯定很富有，结果都被惊住了。我上大学时需要一条被单，母亲捡了几床破被单洗干净缝缝补补送给我，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也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我那时正在念高中，当时最大的痛苦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
　　到后来，饿得多了，我们对付挨饿的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红剌果，把劂菜根磨成浆，青冈籽磨成粉代食。有时妹妹采几颗蓖麻籽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我们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还发明了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的治饿办法。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只准每人尝一点。后来看看没事，胆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我们围着火炉，等着母亲煮一大锅美人蕉的根或南瓜来充饥。那时，我们家根本没有专用的厨房，只是在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做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野菜南瓜充饥，一家人和和睦睦。
　　我高三在家复习准备高考时，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父亲看见过几次，他和母亲都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的，但我从来不去抓一把。后来，母亲经常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好使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直到今天一想起来我仍然汗颜。我无以报答他们的恩情。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大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贷款措施又没跟上，于是华为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在基金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上争论很大，甚至有员工亲自来找我，说不要叫“寒门学子”，而应叫“优秀学子”。我认为出身贫寒并不羞耻，而思想与知识贫寒，妈使出身高贵也不光荣。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贫困、饥饿和父母的关怀中度过来的。没有父母在困难中对光明前途的指导，并逼着我努力，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文革”岁月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因此，他平安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为模式找“靶子”。
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时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父亲自然成了“靶子”。“文革”又是教育界首先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揪出来，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几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释放，历时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那时的末日恐惧感是难以想像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是个老革命，因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育搞好，为国家培养人才。今天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得很响，殊不知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科教兴国殉道。
　　当时，我已到重庆上大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悲剧，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的玻璃窗外面，看批斗父亲，那场景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戴高帽，满脸涂黑，双手被反捆，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
　　母亲那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因为营养极差，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熬到后来，母亲几乎耳聋。不仅如此，母亲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为父亲抄写检查——为了把检查多印几份，使父亲的问题早一些得到解决，母亲就在家里用一块削尖的竹片在蜡纸上慢慢地刮字，然后偷偷地去油印。
　　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大意是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一段话写在一张纸条上，再把纸条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
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母亲后来给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要是自杀，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在那血统论盛行、父母犯罪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纵使受尽万般折磨，也不会自杀的。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派的打，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我还不敢直接在父母所在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天一大早就走，因为怕我受父亲的牵连而被抓去。父亲脱下他的一双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逻辑、学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今天回想起来，我十分后悔那时穿走父亲的皮鞋。我那时是一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父亲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爬水里滚，他才真正需要一双保暖的皮鞋。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要困难的境地。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中央文革小组”下文规定凡批斗对象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不得高于１５元。各级“造反派”又层层扣减，我父亲每月真正拿到手的生活费只有10元左右。为了生活，弟妹们开始去河里挖砂子，去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凑了１００元送给我，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冒着随时都会被掩埋的危险抬土方挣来的。生活的艰辛还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心灵上遭受的打击。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有些连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有读完。“文革”给他们造成的最大损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磨难，使我们兄妹几个的人生更加成熟。
　　到我大学毕业时，整个中国已经有了上千万干部被打倒。作为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我就是显得不是很孤立了。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定性，因此，我的毕业分配并没有受到影响；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的入党申请一直未能通过，直到粉碎了“四人帮”。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改革开放年代
　　“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每年都有大批战士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惟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从未有心中的不平，因为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原因。粉碎“四人帮”后，生活翻了个儿，我一下子成了获奖“暴发户”。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标兵”、“功臣”等荣誉称号排山倒海似地压过来。但我并不热衷这些，许多奖品都是让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把奖品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在6000名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３３岁。我也是军代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外调，并把调查结论寄给了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这次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使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放得大大的挂在墙上，全家人都引以为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被平反。地方党组织为尽快恢复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学工作，提高高考的升学率，就让他去当校长。“文革”前父亲是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现在却成了中学校长。但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一有工作机会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那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很快就被他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父亲直干到1984年75岁时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人生的一个尾巴，总算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我非常敬佩老一辈的政治品德，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就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聆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说未来几十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国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二三年全国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完后，我们就整建制地离开了军队。当时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年的军队生活。
　　我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刚开始时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难艰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努力攒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说她存有几万元留着准备救我，说我总不会永远都好。可怜天下父亲心，一个母亲的心多纯！深圳水产市场的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就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他们都是晚上出去买菜，因为这时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时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孝敬父母的机会，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我总认为母亲身体很好，我还有时间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我身体不好，知识结构、智力也跟不上时代，总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总会有时间来好好陪陪她的。没想到飞来的横祸，母亲溘然长逝。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人生之路，扪心自问，我无愧于祖国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但惟一有愧于父母：我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千声万声唤父母，千声万声唤不回！逝者已经逝去，活者还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