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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文学的路上
——写在《天安》杂志创刊三周年之时
□ 向 阳/文 本刊资料室/图
三年前，当我还在北方的一个军营里做“解放军叔叔”的时候，我的小说《一张照片》在《小小说月报》发表并获奖，由于小说后面刊登了我的通讯地址，竟先后收到了全国各地上百封读者朋友的来信，这些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们纷纷要与我探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以及什么是灵感什么是激情？面对着这些张口闭口卡夫卡、博尔赫斯、艾略特还有波德莱尔的准作家，我诚惶诚恐惭愧得要死，仿佛这个奖是偷来的一样。人贵自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和别人谈什么文学了，王朔好歹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人家尚且自称是“码字儿的”，我他妈一个仅仅写过几篇狗屁豆腐块的家伙儿又算得了什么，自大一点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练字的小混混而已。有人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话，那他就什么也干不了啦。的确如此，当我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半斤作两之后，我完全丧失了写作的信心，从此“封笔”远离了文学。
一年以后，我退伍回家来了深圳，像绝大多数农村复员兵一样，我在种种豪壮而又苍白的雄心大志后面更多的是想找一碗饭吃，暂时逃避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闷生活。成天混迹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在生存与生活的困惑中徘徊，我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还会写点东西还写过东西。就在这时候，《天安》杂志走进了我的视线，一如十年前校园中的黑板报和一年前部队里的油印小报，拿着这本薄薄的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企业内刊，看着里面一篇篇或优美或平淡或高雅或俗白的文字，我被陶醉了、震撼了，不是因为这些文字本身，而是因为这些文字所营造出来的天安那种浓厚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天安人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风貌。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和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长期冰封冷却的创作热情又重新激发了起来，我这才想起原来自己也可以写作的，尽管不一定有别人写得好。于是，我拾起久违的笔，在一叠废纸的背后再一次勾画起自己的文学梦。然而，企业内刊毕竟不同于普通文学杂志，《天安》杂志的专业性和知识性远非我这个只会记几笔流水败的半罐子所能比拟，好在《天安》杂志雅俗共赏兼收并容，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容得下我这个异类在这里信笔涂鸦。更让我万分庆幸分感动的是，我的那些肤浅稚嫩的东西竟然得到了不少读者的接受和认可。常常听到周围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谈起我的文章，哪怕他们只是嘿嘿干笑两声，我也感到丝丝慰藉，这至少说明了我的这些文字在他们心里留下了点点印象。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感谢《天安》杂志的总编刘鸣先生，正是在他的不断鼓励不断敦促下，使我克服了思想上的懒惰性和创作上的局限性，有信心有兴趣继续写下，并在边学边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如同有的人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有的人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写作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爱好。我从来没有奢望自己在这方面能有多大的发展多大的作为，但是既然有了这个爱好，我就会努力的将其坚持下去，因为除此之外，我实在没有多少别的什么爱好，更何况这个爱好也不错，除了能零零碎碎挣点宵夜钱外，还可以在圈子里多多少少混点虚名。只不过，文学这条路既不同于唱歌跳舞也不同于抽烟喝酒，不是自己想写就能写想作就能作的，它需要丰富的生活底蕴和厚实的文化积淀，当然不是浅薄愚笨如我者所能妄涉。因此，走在文学的路上，我更多的是有一种如鲠在喉的痛苦和江郎才尽的悲哀；也正因为此，走在文学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像一个失去了依附的灵魂，游荡在文学的边缘，苦苦的寻求着精神的家园。所幸的是，我的天安；所幸的是，还有《天安》。如果说天安是一棵大树，那么《天安》就是树上的一根青藤，而我只不过是那藤上一段小小的茎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藤之不盛茎之焉生。揣着文学的梦想，走在天安的路上，望着楼顶的一个个“天”字号，我想起了一句话：走过去，又是一片天！
（作者单位：天安物业管理公司品质策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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