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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国”缘
□ 徐必如/文 本刊资料室/图
生平头一回接触三国故事，当在１９５６年，那时我在上海读小学４年级。班上一位姓凌的同学借我两本连环画，一本是《火烧赤壁》，另一本是《三气周瑜》。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加上绘画艺术的感染力，促使我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那厚厚的两本小人书。记得５年级时，语文课本上有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它让我第一次了解到曹丕、曹植兄弟为争权利，相互倾轧的残酷。上初中时，学校图书馆里有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于是借来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一直读到“降孙皓三分归一统”。由于作者罗贯中的扬刘抑曹倾向，使我对诸葛亮和刘关张兄弟很佩服，而对曹操却没什么好感。然而，正是《三国演义》这部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名著，引我走上了热爱读书，渴求知识的道路，成为我少年时期的一位良师。先是由于“三国”的影响迷上了章回小说，继而开始对有关“三国”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兴趣。从当年的相声《歪批三国》，到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等名家主演的《群英会》、《借东风》以及《失空斩》，也不管懂与不懂，都是闻之则喜，一睹为快。父亲怕我读“闲书”耽误了学业，几次从枕头底下搜去章回小说，甚至不无风趣地说，再读这些书，恐怕连睡觉说梦话也要“且听下回分解”了！实事求是地说，课外读书不但没有荒废我的学业，而且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１９６５年，我以高分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应是明证。不过，老是躺在床上看书，也让我食到了苦果，那就是从读初中三年级起就戴上了一副３００度的近视眼镜，直到如今。
我的青年时期是一个“读书无用”，也无书可读的年代。长年在机关工作的我，总不能下班后也只看“两报一刊”吧！有人将“寒夜闭门读禁书”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我体会到，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寒夜闭门禁读书”更是人生一大悲哀。也是“天不灭曹”，妻子在经过多番周折后，调到一个大企业的技术图书馆工作。一天下班回家时，她给我带回一套封面虽已破碎，却并不缺页的《三国演义》，说是单位清库卖废纸时“抢救”出来的。我定睛一看，那《三国演义》上下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大３２开本，应是当时十分难得的一部好书。我像见了一位久违的挚友，是夜就爱不释手地从头捧读至凌晨三点。桃园结义、董卓进京，捉放曹，犯长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这样一些既非常熟悉，又有点生疏的故事，此时看来，平添了许多趣味和哲理，不仅津津有味，而且发人深省。
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把那套《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读了不下五遍。每读一遍，均有所悟。想起上学时老师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倍感此言不谬。联系到书中那句开宗明义的名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也觉得这种工人不能生产（成天抓革命），农民不会种田（都得学大寨），知识分子不让读书（全部劳动化）的日子迟早要结束。果然物极必反，不久我们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个让知识分子大读其书的春天。
中年时期的我，既很幸运，又很辛苦。３７岁那年起，做了一家市报的副总编辑。白天开会、审稿，兼管经营，每天晚上还得值夜班、看大样，一直等到印出报纸。别说没时间读书，就是报纸、杂志也很少看。办报纸没时间读书，却少不了写文章。这下又和“三国”挂上了钩。我写的《张飞卖肉与人才流动》、《学学阚泽荐陆逊》、《为君擂响三通鼓——从战古城兄弟释疑说到知识分子入党要考验多久》、《从隆中对说到战略策划》等都是引“三国”典故，发当今感慨的作品。有的由于切中时弊，也曾受到读者好评。这使我既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
，我毕竟没有白读“三国”，惭愧是的，我只有“三国”这点老本可吃。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期，我却因忙得不可开交而无法读书，心想起来，不免又多了几分惆怅和无奈。
时来运转发生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当时４８岁的我在内地办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经好朋友的介绍，孤身一人来到了深圳特区，先后在几个单位打工。好在都离书店、图书馆很近，买书看书非常方便。来深圳后，不但有时间读书，而且经济收入上也允许我在一个月里购上几百元的书籍，而不至发生“经济危机”。我从深南中路外文书店花１２元钱买来了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小３２开本精装《三国演义》放在床头。每有空闲，读上几页，自有一番乐趣在心头、毫不夸张地说，我算得上是一个《三国演义》的忠实读者，而这部书则成为我这个５０多岁老头的终身伴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吟唱，将又一次把我带入让人陶醉的“三国”故事中。
（作者单位：深圳泰然实业有限公司总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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