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月刊-万种风情

第31期

200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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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座70年老屋

□ 徐必如/文 本刊资料室/图

  目睹那座70载的老屋,不由得顿生感慨:时代发展太快了;事物变化太大了;世界变得太精彩了
  前些日子,我回到了离别45载的故乡,又一次亲眼目睹了年幼时朝夕相处、苦乐与共的那座老屋。老屋如今已历古稀,望着它那副苍老而又亲近、生疏但却可爱的面容,往事涌上心头。
  听母亲说,1945年初冬一个充满阳光的上午,我就诞生在这座老屋里,从此开始了与它的交往。等我记事的时候,老屋不过20出头。然而,房子和人不一样,20多岁就需要“养伤治疗”,大修小补了。
  记得我7岁那年,苏北平原上发大水。一夜的大雨将老屋东墙冲刷、浸泡得摇摇欲坠。年幼无知的我却全然不知道,天亮了依然熟睡在东边那间房里。大概是母亲有所警觉,揪着我的耳朵,顾不上给我穿衣服,将我一把拉出了房门。几乎是同时,东墙“轰隆”一声倒了,接着是“哗啦啦”砖瓦齐下。我被眼前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吓得不敢出声。原本三间的青砖瓦房,瞬间倒了三分之一。之后,母亲托人写信给当时已经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的父亲。父亲回来后,只是请人对尚未倒掉的两间进行一番加固,花去了当时的人民币50元(相当于50元)。这一者是因为父亲虽已转业,但还是实行供给制,没有财力将老屋彻底修复;二者考虑到不久我们将举家迁居上海,也无必要再大兴土木。就是那一次,长我两岁的姐姐先随父亲去了上海。一年半以后,我和母亲也到了那里。在上海,我完成了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业。1965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辽宁省本溪市工作,一干就是四分一世纪。1994年5月,我于原单位办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在一位好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深圳。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住着什么样的房子,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依然是故乡那座70年老屋。
  老屋是我祖父盖的。那样一座七架梁的青砖瓦屋,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北农村,还算比较象样。它的彻底落伍,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一家离开农村后,老屋起先由我叔叔他们住着。他们后来自己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就把老屋当仓库放粮食。这几年,他们又盖了楼房,楼上楼下,又宽又大,自然连粮食也不用再放在老屋了。老屋终于被冷落了。不过,我却始终觉得不能没有它。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们姐弟俩谁也没见过故乡的新模样,这次,多亏那座老屋提醒我们:“到家了!”
  望着这座70年的老屋,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感慨来——
  一是感到时代发展太快了。昔日流行、风光,并作为某种象征的东西,曾几何时,它们变得那么陈旧、落伍,不合时宜,除了给怀旧者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外,似乎并无它用。
  二是觉得事物变化太大了。和老屋同时诞生的伙伴,多数在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寿终正寝了。拆下来的砖瓦、木料,则被拿去盖了生产队的队部和其它集体房屋。于是,它的主人只好住进了茅草屋。掐指算业,其平均年龄不过30岁而已。
  三是仿佛悟出了一点“规律”:其实,人一生中在一座房子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以我为例,9岁前住在故乡的老屋中;在上海的10年住在上世纪20年代初犹太人盖的一栋二层楼里;上大学的5年住集体宿舍,中间还几次搬“家”;工作了,乃至结婚后在只有11平方米的宿舍里住了11年;后来搬到一个稍大一点的房子里住了4年多;不惑之年搬进了当时流行的所谓3房一厅;4年前原单位分了一套在妻子看来比较满意的房子,我却在深圳住起了出租屋。我这55年中,搬了多少次家,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在一座房子住得再长,也不过十年左右。
  由此想到,前段时间深圳房地产业内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即所谓“70年产权、50年产权”云云。依我看,花那么多钱买一套房子,希望属于自己的时间越长越好,此乃情理之中。然而,50年、70年,是个多么大的时间跨度啊!我家那座70年老屋,按说置业者当属我爷爷,而传到我父亲手里,就已经无心将其视为“珍宝”,精心护理了。至于我,除了给它寄予一定程度的精神关注外,还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如此说来,对于一栋物业,重要的是看它眼前是否符合你的置业理想,有无美好宜人的环境?住起来是否温馨、舒适?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让你得到家的满足?至于多少年后如何如何,谁能说清楚。这不是在宣扬“及时行乐”,实在是因为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作者单位:泰然公司总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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